《黑暗傳》追蹤

喜讀〈神農架《黑暗傳》〉／袁珂
我與《黑暗傳》／劉守華

【第一輯】
鄂西古神話的新發現─神農架神話歷史敘事長歌《黑暗傳》初評／劉守華
《黑暗傳》追蹤／劉守華
《黑暗傳》整理本序／劉守華
《黑暗傳》中的盤古神話及其傳承特點／劉守華
再論《黑暗傳》─《黑暗傳》與敦煌寫本《天地開闢已來帝王紀》／劉守華
喜讀神農架《黑暗傳》─袁珂論《黑暗傳》信札／袁珂

【第二輯】
我們在追蹤漢民族的神話史詩─神農架《黑暗傳》多種版本彙編‧序／胡崇峻　何夥
《黑暗傳》的搜集與整理／胡崇峻
《黑暗傳》是不是漢族長篇史詩／[美國]鄭樹森
文化奇胎《黑暗傳》／張春香
神農架《黑暗傳》與漢民族史詩文化／潘世東
《黑暗傳》：遺失在神農架的漢民族創世史詩─胡崇峻與《黑暗傳》的生死情緣／許蕻
西陵峽《黑暗傳》的發現、整理及其價值／[臺灣]陳益源
論《黑暗傳》的口承敘事文化現象─以八種傳抄本為主要探討對象／[臺灣]陳嘉琪
《黑暗傳》：映照一個民族遠去的背影／毛俊玉

【第三輯】
鄂西北《黑暗傳》的傳承現狀及策略研究／林佳煥
《黑暗傳》異文選錄(共十一份)
《黑暗傳》簡介
《黑暗傳》報導及評論文章索引(一九八四至二○一二年)

編後記

我與《黑暗傳》
 
　　一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日，筆者收到胡崇峻寄來的《神農架民間歌謠集》一書，讀到上面刊載的一篇長篇歷史神話敘事詩《黑暗傳》，篇幅近六百行，注明為「節選」，感到它的內容和形式都較為奇特，如同神農架的珍稀動物一樣，不同凡響，便立即去信詢問究竟。胡來信告知，這一作品是他根據農民張忠臣的家傳手抄本整理的。他於一九八三年五月搜集到這個手抄本，那時《神農架民間歌謠集》正在排印中，他把本子帶到鄖陽報社印刷廠，用一通宵時間初步整理出來，第二天付排，便收入書中了。胡是神農架土生土長的民間文學愛好者，從小就聽人唱過《黑暗傳》的片段，並見過歌手們由於爭唱《黑暗傳》而引起爭鬥的事（誰先唱《黑暗傳》就意味著他在歌場裏占了首席位子），所以一見到《黑暗傳》的抄本就十分珍愛。這時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要在貴州舉辦中國少數民族神話學術討論會，邀筆者參加，筆者便撰寫了《鄂西古神話的新發現―神農架神話歷史敘事山歌《黑暗傳》初評》一文，在一九八四年七月舉行的研討會上發表，從此和《黑暗傳》結下了不解之緣。初稿寫成後，筆者將它寄給中國神話學會主席、被海內外學界公認為中國神話學權威的袁珂老先生審閱校正。他讀後於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來信說：「稿中提出的幾個論點，富有創見，基本上我都是同意的，可以作為少數民族神話討論會的論文參加討論。你說《黑暗傳》是漢民族的神話史詩也不錯，不過毋寧說它是廣義的神話史詩更為妥切」，並說它「極為珍貴」。

　　袁珂先生的來信給了筆者寶貴啟示。筆者據此將文章做了少許修改，文章中最重要、後來常被人們引述並引起爭議的一段文字是：

　　建國以來，在我國南方許多少數民族地區，發掘出了一系列神話史詩（或稱創世史詩、原始性史詩），如苗族的《金銀歌》、《古楓歌》、《螄蝶歌》和《洪水滔天》，瑤族的《密洛陀》，彞族的《梅葛》，彞族阿細人的《阿細的先基》，納西族的《創世紀》，白族的《開天闢地》，壯族的《布伯》，拉祜族的《牡帕密帕》，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等。過去人們認為在漢族地區，已經沒有遠古神話，更沒有神話史詩在民間口頭流傳。神農架《黑暗傳》的發現，便填補了這一空白。

　　考慮到袁珂先生關於「廣義神話史詩」的意見，筆者在用「神話史詩」評價《黑暗傳》時便留有餘地，在副標題中仍稱它為「神農架神話歷史敘事歌」，正文中認為它屬於「神話史詩一類的作品」。一九八七年在《湖北日報》發表的一篇短文中，說其中的神話傳說部分「可以視為漢民族的神話史詩或廣義神話史詩」。

　　將史詩體裁區分為英雄史詩和創世史詩（或神話史詩、原始性史詩），並將我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創世紀》、《古歌》等長詩，歸屬於神話史詩之列，起始於我國著名學者鍾敬文先生主編，於一九八○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高校文科教材《民間文學概論》。隨後，國內一些著名學者都沿用這一觀點。規模宏大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叢書》，即據此來評論中國幾十個民族的「史詩」作品。筆者不過是運用這一理論框架來評論《黑暗傳》罷了。

　　二

　　有關《黑暗傳》的文章和消息傳開後，各地學人希望儘早讀到原文，紛紛來信索要資料，胡崇峻那裏也搜集到了更多的口述和手抄文本。湖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幾位負責人十分重視此事，決定將胡接到武漢，由祕書長李繼堯同他合作編印資料本。一九八六年七月，題為《神農架〈黑暗傳〉多種版本彙編》的資料集問世。其中收錄《黑暗傳》的原始異文資料八份，還有同《黑暗傳》有關的附錄資料八份，其中除有原來作為《黑暗傳》節選本依據的張忠臣家藏抄本外，還有清同治七年五月二十日甘入朝抄本，清光緒十四年李德樊抄本，以及歌手演唱的腳本，大都不太完整，卻十分珍貴，表明《黑暗傳》這部長詩的確深深扎根於神農架地區。資料本由胡崇峻、李繼堯合作撰寫了一篇引人注目的前言〈我們在追蹤漢族的神話史詩〉。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人民日報》頭版在醒目位置發表了新華社消息〈我國漢民族一部創世紀史詩〈黑暗傳〉在神農架發現〉，各報紛紛轉載，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資料本出版後，筆者去四川成都開會，親手將它送給袁珂先生，並就《黑暗傳》的研究問題交換意見。袁先生在《中國文化報》上發表文章，正式做出了他對此詩的評價。他認為：「漢民族有史詩這一點已由《黑暗傳》給予堅定的回答了。」2筆者還介紹胡崇峻直接向袁珂先生求教。袁先生十分熱情地於一九八七年二月二日給胡回信。他在信中說：「《黑暗傳》足稱漢民族的史詩而無愧。」

　　日本著名學人伊藤清司教授，讀到我的論文後，也於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四同從東京來信說：「我一直對古神話在民間以長篇敘事詩的形式生存到現在極感興趣。貴論中言及〈天問〉，把它與苗族等的《盤歌》相比較，我有同感。小生十年前在拙論《〈天問〉與苗族的創世歌》中也進行過這種比較。」

　　在這前後，應一些報刊之約，筆者又撰寫了幾篇評論，主要有刊於《湖北日報》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的〈神農架〈黑暗傳〉的文化價值〉，以及同胡崇峻合寫、刊於《春秋》雜誌一九八六年第三期上的〈《黑暗傳》的發現及其價值〉。還接受《中國文化報》記者紀紅的採訪，發表過一次關於《黑暗傳》具有重要文化價值的談話，刊於該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日。

　　資料本傳到海外，引起許多海外學者的關注。曾任香港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後任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的美籍華裔學人鄭樹森博士，撰寫了〈《黑暗傳》是不是漢族長篇史詩〉一文，刊於《上海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九○年第一期。該文針對資料本的「前言」發表不同意見。他援引西方關於史詩（主要是英雄史詩）的傳統定義，認為「史詩一定要長篇敘事，且主角必須為英雄豪傑，出生入死，轉戰沙場。《黑暗傳》徒有神話，沒有英雄歷劫征戰，不能稱為﹃史詩﹄，而僅可視作長篇神話故事民歌。」但他贊同有關學者關於《黑暗傳》是「廣義神話」，是「鄂西古神話的新發現」或「神話研究的好材料」的評價，認為從這些方面來評判其價值「頗為中肯」。

　　三

　　《黑暗傳》原始資料彙編問世後，激起了社會對這部長詩的更大關注，也促使胡崇峻竭盡全力去搜求更多更完美的文本，以便整理出一個完整的本子來正式出版。在十多年中，他曾九赴興山，三到秭歸，八奔保康，三至房縣，搜求《黑暗傳》的各種抄本和拜訪歌師，歷經種種曲折艱辛，他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來信中就寫道：「關於《黑暗傳》，我一直遵你所囑，加緊搜集原始資料，要找到充分的證據，講科學，慎重整理。」在另一封信裏告訴筆者：「要搞好可真難，一是新的原始資料無法再找到，一些人來說這裏有，那裏有，來騙我；二是所得材料含金量不大，糟粕多，經不起提煉。」他有過幾次受騙遠道登門花錢送禮卻毫無所得的傷心事，還有過攀山越嶺扯破褲子不得不求人臨時縫補褲子才趕路的難堪經歷。長詩整理稿完成後，新聞媒體呼籲有關方面給予出版資助，得到了社會的熱烈回應，筆者在一天中就曾接到兩三次電話，一些私人和商家向筆者探詢《黑暗傳》的有關情況，表示願意出幾萬元資助書稿問世。筆者大力肯定此詩的重要文化價值，積極促成它的出版問世。後來由長江文藝出版社於二○○二年四月初版印行，筆者又向臺灣學界宣傳推薦，臺北的雲龍出版社於同年十月印行了繁體字版。

　　筆者給這個《黑暗傳》整理本撰寫的序文，除作為兩個版本的開篇之外，還以〈漢族史詩《黑暗傳》發現始末〉為題，刊於《中華讀書報》3。序文指出，它是胡崇峻按照袁珂先生和筆者關於「慎重整理」的要求完稿的，和原來那些雜亂唱本相比，內容更豐富完整，文詞更優美，可讀性更強。但深入的學術研究還是應以原始資料文本為據。

　　這篇序文的內容要點其實在另外兩點上。一是回應《黑暗傳》是否可進民族史詩行列的爭議。筆者引述了芬蘭著名民間文藝學家勞里‧航柯論史詩體裁的新作，他旗幟鮮明地提出：「我希望希臘史詩刻板的模式，一種在現實行為裏再也看不到的僵化的傳統，不該繼續統治學者的思想。」我們應該倡導人們到各民族的「自然語境中去觀察活態的史詩傳統」4。中國學界對眾多少數民族史詩的珍視，袁珂先生和筆者認定《黑暗傳》可作為漢民族廣義神話史詩看待，正是基於上述學理。二是回應《黑暗傳》的「文化怪胎」說。袁珂先生一眼就看出《黑暗傳》的構成：「我看這當中既有古老的風格獨特的民間傳說，也有農村知識份子（三家村學究）根據古籍記載串聯而成的藝術加工，它是二者的結合體。」筆者在序文中聯繫到神農架所在的古房縣一帶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流放」之鄉，便由此進一步申說：「《黑暗傳》中深厚的中華古文化積澱，絕不是空穴來風，我們有充分理由推斷，這些被流放的﹃文化精英﹄也融合到了《黑暗傳》這類民間文化成果的創造者之中。」

　　《黑暗傳》整理本問世後，再次激起海內外學界對它的關注。正如陳益源教授在《黑暗傳》臺北繁體字版的「導言」中所寫的：「我相信未來《黑暗傳》這﹃發自靈魂的歌﹄，它的民間文學屬性與特殊價值，一定會在臺灣得到更多的討論與迴響的。」5筆者雖然寫過幾篇評論文章，但感到還有許多問題有待深入研討，便花大氣力撰寫了一篇近兩萬字的〈《黑暗傳》追蹤〉，投寄臺北《漢學研究》雜誌，刊登在二○○一年六月出版的第十九卷第一期上。

　　這篇論文主體由三節構成：《黑暗傳》的文本及其演唱，《黑暗傳》的構成與明代通俗小說《開闢演義》和《盤古至唐虞傳》之比較，《黑暗傳》與中國神話史詩。它以「追蹤」為重點，不僅是就長詩的各種文本，也就眾多學人的評說爭議進行跟蹤梳理，因而是對《黑暗傳》從演唱習俗、文本構成、歷史淵源直至價值評估的較為全面完整的評說；在論評時既注意緊密聯繫當地的民俗文化生態即將它作為「喪鼓歌」來演唱的特色與價值，又將它和明代相關通俗小說做比較以突顯其深厚的文化淵源。此外，按《漢學研究》這一著名學術期刊對於學風文風的規範要求及其反覆修改意見，此文從材料引用到篇章結構文句均力求嚴謹。可以說這是筆者多篇《黑暗傳》評論中花費心力最多，自己也覺得最為滿意的一篇。至於文章中所涉及的關於《黑暗傳》這部長詩的歷史淵源、文化特質以及對「史詩」體裁的界定，等等，均留有深入研討和爭辯的廣大空間，這是不言而喻的事。

　　二○○二年九月上旬，筆者還應邀作為嘉賓，參與湖北電視臺主辦的穿越神農架科考直播活動，就歌師現場演唱《黑暗傳》的動人情景進行解說，擴大了它的社會影響。

　　四

　　從二○○四年起，中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推動下，開始實施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宏大文化工程。民間口頭文學成為最具普遍性的非遺項目，《黑暗傳》經過評審，列入了湖北省省級非遺保護名錄之中。但在二○○八年評審第二批國家級非遺名錄時，湖北省申報的長詩《黑暗傳》未予通過。評審時，國家非遺保護中心曾打來電話同湖北省相關部門協商，說《黑暗傳》標題含義不好，可否改成《創世紀》之類。筆者作為省非遺專家委員會民間文學組負責人，當即表示，此詩的古代抄本和民間活態唱本均叫做《黑暗傳》，因它唱的就是遠古盤古出世開天闢地結束混沌黑暗的神話傳說，改名就失去了它的本真性，不能改。就這樣它在終審時被淘汰出局。國家名錄正式公布後，筆者當即向國家非遺保護中心和有關專家寫信，鄭重申辯因對《黑暗傳》篇名的誤解而未能將它列入國家級非遺保護名錄之不當，並寄去筆者撰寫的〈《黑暗傳》追蹤〉等論文及有關原始資料，請予複議。在二○一○年秋評審第三批國家級非遺保護目錄時，湖北省保康縣也依據他們新發現的長詩活態文本和傳承人，提出了又一份申報書。這兩項申報書在京獲得專家委員會的評審通過，《黑暗傳》便作為神農架和保康縣共同擁有的非遺代表作列入了國家名錄。專家委員會在鑑定意見書中認定：作為「孝歌」、「喪鼓歌」演唱的《黑暗傳》這部神話歷史敘事長詩，以盤古開天闢地結束混沌黑暗，諸多文化英雄在原始洪荒時代艱難創世等一系列神話傳說為敘說中心。它時空背景廣闊，敘事結構宏大，內容古樸神奇，能有力地激發人們對中華歷史文化的認同感，是一部難得的民間文學作品。

　　二○一○年冬，筆者按照為《黑暗傳》申辯意見和保康縣新採錄文本，又寫成〈《再論黑暗傳》〉一稿，此文的突出內容在如下兩方面：一是從我國實施的非遺保護工程來審視《黑暗傳》的價值。就已列入名錄的兩批非遺代表作來看，西南地區「神話史詩群」中已有多部作品入選，如《苗族古歌》、《布洛陀》（壯族）、《遮帕麻與遮咪麻》（阿昌族）、《牡帕密帕》（拉祜族）、《梅葛》（彞族）、《司崗里》（佤族）等，鄂西漢族地區世代傳承的《黑暗傳》，正是同一類型的作品。論文著力揭示出它的原生態特徵及其深厚歷史文化內涵，應不分軒輊地得到國家的珍視而予以保護。列入名錄時避開人們對它們是否符合「史詩」這一枝節的爭論，一律作為民間敘事長詩看待不失為明智之舉。二是在《黑暗傳》文本歷史淵源的探尋上有了新的發現。神農架一帶的一些老歌師都說《黑暗傳》來自明代的本子，胡崇峻費盡心力沒有找到。筆者將明代印行的《開闢演義》和《盤古至唐虞傳》與之相比較，發現手抄唱本中的許多唱段、詞語即來自這兩部明代通俗小說（其中《盤古至唐虞傳》的作者署名為「鄂人鍾惺」），這一發現由二○○○年三月七日的《湖北日報》予以報導：「劉守華發現《黑暗傳》文獻源頭」，並經《文匯報》轉載。但筆者當時就深知它真正的源頭絕不止於此。近期讀到有關學人關於一部敦煌寫本《天地開闢已來帝王紀》的研究文章6，得知早在唐代，就有這樣一部「以記述民間神話、傳說為主，又夾雜了一些佛教知識，顯得比較淺顯通俗，具有啟蒙讀物性質」的抄本在民間廣泛流傳。將這個寫本和現今流傳的《黑暗傳》唱本相比較，可以看出，兩者按三皇五帝、歷朝歷代序列來敘說中國歷史的整體結構和敘說方式十分契合一致（寫本只到周代為止），還有關於神農氏嘗百草救治百姓和興農耕種植五穀的神話傳說。唱本對寫本的沿襲傳承更為明顯，如唱本中的「神農嘗百草，瘟疫得太平，又往七十二名山，來把五穀來找尋。神農上了羊頭山、仔細找、仔細尋……」，這不就是從寫本中的神農「歷涉七十二山，口嘗百草，遇毒草者死，近好草者生。到上黨牛（一作羊）頭山農石之中，雜樹上得五穀……」這一段演繹改編而來的嗎？

　　論文在追溯神農架所在的古房縣一帶歷史時指出：這兒是中國古代的一個著名的流放文化區，學者公認是唐代武則天女皇將其子李顯（唐中宗）流放到房縣之後，才使鄂西北這一帶的社會文明在中原文化的快速催化下得以大步邁進，從上述歷史線索可以推斷，作為通俗啟蒙讀物而被民間廣泛傳抄的《天地開闢已來帝王紀》被古代流故者帶進神農架一帶荒僻地區，被當地歌師改編成「喪鼓歌」，因伴隨民間喪禮而流行後世以至於今，是完全可能的。聯繫到從唐代敦煌寫本到傳承至今的《黑暗傳》這一文化脈絡，再來探究它所凝聚的民族文化基因及其重要價值就更加顯而易見了。

　　在筆者二十多年來對《黑暗傳》進行追蹤研究的過程中，深得原中國神話學會主席袁珂先生的親切教誨和神農架文化館胡崇峻的大力支持。除多次赴神農架和胡崇峻共同考察直接交流之外，他寫給筆者的信件和抄錄口述資料不下二十餘件，一百多頁，一直完好保存至今。在筆者二十多年來評說《黑暗傳》文字的這一結語篇中，不能不向這兩位師友致以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