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華爾滋

導讀 一本倒著寫的懺情錄  高維泓
 
前言
 
I
山谷將有平靜
愛情就像一根菸
晴朗午後
明天你還愛我嗎？
吐拉、魯拉、魯拉
穿著這雙鞋嗎？
祕密情人
吻我，愛人，愛人，吻我
咻咻歌（就在他吻中）
與我共舞至愛的盡頭
每次我們說再見
 
II
在教堂裡哭泣
我怎麼能確定
為了愛，別走！
（我要的就是） 錢
把最後一支舞留給我
紙玫瑰
 
III
叩問天堂門
我們為愛所做的事

導讀

一本倒著寫的懺情錄　高維泓（台大外文系副教授）

　　已婚的男人能不能有紅粉知己？已婚的女子能否和丈夫以外的男性維持超友誼的關係？大多數人大概會不假思索地說「不」，因為這是婚姻的地雷，傷害夫妻間的互信。倘若不小心觸發引信，受到傷害的不只是個人，而是雙方親友及孩子，甚至付出難以挽救的代價。

　　這樣的判斷通常能迅速取得周遭人士的共鳴。如果發生外遇的對象是名人，此道德之尺（恥？）很快就能讓「全民公敵」定罪，迫使當事者為自己的愛情偏差行為認罪，身後跟著受到傷害的另一半，因著各種無奈的形勢，在符合父權社會的期待下說出「我願意相信我的老公」，或是兩人公開牽手以示感情修復，一場人間鬧劇暫告落幕。

　　弔詭的是，男性外遇比起女性出軌，受到的責難往往更容易給「輕輕放下」，大多數妻子仍會選擇原諒丈夫，然後與背叛者（即丈夫）攜手，將「狐狸精」告上法庭，讓「破壞家庭的壞女人」人財兩失且無地自容。倘若是妻子發生婚外情，少有男性甘於被「戴綠帽」，常常以離婚收場。然而，這樣的差別待遇能真能約束或壓制慾望的產生嗎？還是更加箝制女性的身體與心靈？傳統男尊女卑／悲的兩性關係，讓外遇的女性承受比男性更強烈的罪惡感，將女性限制在不是淫婦，就是好妻子、好媽媽的角色框架裡。

　　安瑞特的《被遺忘的華爾滋》是一本甘冒大不諱描寫男女外遇的小說，特別由已婚女主角的視角，娓娓道來和同樣已婚的男同事間的私密情事。這種女性悖德的主題在西方經典文學裡並不罕見，比方希臘神話裡以戀愛為糧食的愛神維納斯（Venus），不受婚姻羈絆，與酒神狄奧尼瑟斯（Dionysus）、海神波賽頓（Poseidon）、以至凡間美男子阿東尼斯（Adonis）都有親密關係，甚至不顧斯巴達王后海倫已婚的身分，協助特洛伊王子裴瑞斯（Paris）贏得美人心。十九世紀的美國小說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紅字》（The Scarlet Letter, 1850）、法國作家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1857）、俄國小說家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1877）、英國作家D．H．勞倫斯（D. H. Lawrence）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1828）、約翰‧符傲思（John Fowles）的《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1969），以及曾改編成電影而轟動一時的小說《英倫情人》（The English Patient, 1992）、《麥迪遜之橋》（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1992）等，皆是描寫女性外遇的經典文學之作。值得玩味的是，這些由男性作家描寫女性出軌的小說，女主角若非自殺，即是從此過著抑鬱人生。這些結局或是反映社會現實，或是為迎合出版商與大眾口味的最好安排，但令人不得不質疑女性外遇只能被千夫所指，真的沒有愛的功課值得再思？

　　小說設定的年代使《被遺忘的華爾滋》成為容易入手的作品：從二○○二年起，跨越二○○八年金融海嘯，結束於二○○九年。二十一世紀的讀者或多或少都受到這股經濟風暴的影響，愛爾蘭人對此感受尤深，特別是因經歷了「居爾特之虎」（The Celtic Tiger）的快速經濟起飛、外資湧入及房市擴張，以及倏忽間房地產崩盤。女主角吉娜的工作、婚姻、家務、置產、外遇就因著這些全球化現象轉變。從場景調度而言，書中的都柏林人生活，與喬伊斯（James Joyce）在百年前所寫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Dubliners, 1914）已大相逕庭。《被遺忘的華爾滋》當中，人物不僅懂得品評高級法國紅酒，腳蹬亞歷山大‧麥昆（Alexander McQueen）設計的鞋子，披著愛馬仕（Hermès）圍巾，穿著三宅一生千褶裝，蒐集愛爾蘭名設計師絲柏‧康諾利（Sybil Connolly）的披肩，亦會搶買都柏林市郊的觀海別墅，選擇「休一年長假，好出海享受他的帆船」，在最夯的IT產業工作，出入隱蔽性高的五星級旅店。

　　這些充滿潮味的生活逸樂（包含偷情），顯示當今愛爾蘭人的生活經驗已經不像二十世紀中期作家如艾德娜‧歐伯蓮（Edna O’Brien）、威廉‧崔弗（William Trevor）和瑪麗‧拉文（Mary Lavin）等筆下的人物，受天主教教條制約，走不出保守閉鎖的鄉下人性格，而是受過高等教育、勇於投資未來財富，看重商業間人際脈絡，處事儼然有大國格局的恢弘。安瑞特的筆觸也不像喬伊斯那般犀利／刻薄，也不如前輩自許「使愛爾蘭人透過我特意擦亮的眼鏡，好好看看自己」的麻痹醜態，而是用一種輕鬆、幽默、自嘲的口吻，探索向來沈重的婚外情主題。作品中沒有潑婦罵街、道德審判、悔恨自責，或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拉扯，沒有因為愛而生恨，或是因道義而將自己或對方鎖在一個變調的婚姻裡。

　　《被遺忘的華爾滋》的文學性在於打破一般言情小說的規格，女主角吉娜介入了男方的婚姻，儘管具有維娜斯泛愛性格的她，從未認為自己是導致對方離婚的導火線（更多因素是男方乃萬人迷及習慣性外遇），但如果她有一丁點罪惡感，救贖她的反而是情郎患有癲癇的青春期女兒伊薇。儘管此先天疾患可能隨時令伊薇喪命（「吃一片洋芋片，這孩子就會口吐白沫，倒在剛好路過的公車輪下，無庸置疑」），她自始自終不願意過度依賴愛她的父親或母親，也無意責怪任何導致父母仳離的人與事，只是努力地活出自我與接受現實，把握當下美好而豐厚的青春禮物。

　　這本小說地點設在愛爾蘭，描寫的人事物卻是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縮影。更耐人尋味的是，這部作品涵蓋的時間是吉娜發生婚外情的七年間，但作者刻意讓各章的標題冠以一首英語流行情歌，比如一九五三年由Doris Day唱紅的電影主題曲“Secret Love”，或是一九六四年由Betty Everett演唱的排行榜冠軍曲“The Shoop Shoop Song”等。這些歌曲以象徵手法呈現男女主角的情事，以互文（intertext）技巧暗指各種戀愛進行式。這些關於單戀、熱戀、失戀的歌曲，雖以「副文本」（subtext）的方式存在，卻以不沈默的方式和讀者與角色互通款「曲」。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歌曲的流行年代，大都早於男女主角出生前，他們在全球化時代經歷的愛情風浪，在這些歌曲的襯托下，有了歷史的溫度。

　　如同安瑞特於二○○七年獲得曼布克獎的小說《聚會》（The Gathering），這本以女性口吻談外遇的小說，在出版後受到不少爭議與負評，主要聚焦在已婚女主角以過於坦白且毫無羞愧的語氣，詳細交待與人夫私通的所有細節，不僅觸動衛道人士的敏感神經，也挑戰評論者的道德界限，甚至讓讀者一邊閱讀，一邊痛罵女主角悖德的行為。安瑞特在一場關於《被遺忘的華爾滋》的訪問談到，她一點都不怕本書惱怒讀者，因為書中呈現的各種愛戀，無論是情人間的浪漫、熱戀、激情、踰矩的愛，都可說是真愛的一種形式；寫作這本關於愛情的書，就是為了讓讀者能為愛大聲爭辯。她甚至希望讀者能「享受」不喜歡女主角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為了理解愛情的本質，懂得愛才能拒絕不健康的愛，而非反覆屈辱自己成其奴隸。

　　顯而易見，《被遺忘的華爾滋》刻畫的是全球化後的都柏林人，安瑞特也呼應喬伊斯寫作的初衷，幫助憤怒的讀者好好看看令人生厭的自己。如果能平心靜氣看完這本小說，表示已從這本愛情秘笈裡獲得戀愛功力。如果感覺作嘔或不悅，該問究竟是否自己不夠勇敢？生氣的對象是自己，還是一個虛構的替罪羊？